咸丰七年之后，绿营新军制在大清各省顺畅推行，各省新炼绿营军力，一如天津光武新军旧制，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廷旨意全无半点折扣可打，各省畏惧皇威，不敢不为；另外一方面，从光武新军中走出的诸如胡小毛、林文察、朱洪章、鲍超、张运兰、刘铭传等人分散到各地，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但大清所属，只有一个台湾，游离于朝廷颁布的新军制之外，还是实行以绿营、团练共同组成台湾戍防的主力，其中自然是以绿营为主，后者为辅。他们的任务是稽查奸宄、护送行旅、传递公文、保卫住民。
而团练则是民间招募的武力，类似乡兵组织，多由当地大族或者郊商出面组成，虽然在纪律要求上被讥为乌合之众，但因为可以弥补战时的兵力不足，所以亦相当重要——在康熙末年的朱一贵到乾隆后期的林爽文，再到道光初叶的张丙事件，在这三次较大的民间起义事件中，团练都立功匪浅。
在台湾的戍防中，海防是重中之重，清朝在台湾岛内外设置汛防166处，起到了保卫海疆的作用。而在陆上，情况则要坏得多。绿营的任务其中有一条是缉捕匪类，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当时被称为贼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笨港附近的白沙墩、秀才庄、下加冬、斗六门、半线一带（都属于台南）。
除了工作压力大，台湾恶劣的水土环境所造就的值勤环境更让士兵弁员惧怕——当时全部台湾都属于瘴乡，不过中毒的症状也有轻重不同。以淡水为分界，南部的情况略轻，虽有嚎跳发狂、寒热不等之苦，但只要勤加休养尚可痊愈；中淡水以北之瘴，则药石罔效，中者不起。
这还不算，绿营军的兵纪愈坏！这是因为从郡治到鸡笼，沿途只有茅港尾和笨港两处公馆可以投宿，入清以来的旧例，文武衙门差遣往来，当地的保长、通事、汛塘要负责打点，久而久之，这些负责接待的人不堪其扰，于是想到开赌场作为供给之资。此时班兵的饷银也充作客头的赌金。国家的正规部曲，摇身一变，成为赌场的金主了。
台湾兵事败坏的另外一个缘故，就是咸丰皇帝对于这里的情况的不闻不问。曾国藩、翁同书、李鸿章三个人分别在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前后福建巡抚任上上书，请求朝廷派专人到台湾去，认真管束、整理台湾军制，他却一概不准！
一直到咸丰二十年之后，在台湾出了牡丹社事件，他才很不情愿的降旨李鸿章，让从福建造船厂调四艘兵舰，其中还有一艘是在越南海战中受伤的扬波号，交付台湾巡查道拨付澎台防卫之用。
这种情况到了咸丰二十五年，在这一年中，日本在长崎设立了一个名为番地事务局的机构，以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主持,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番地都督,陆军少将谷干成,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所谋不轨。
闽浙总督李鸿章上奏云:"臣查台湾番社,散处深山,虽未设立郡县,而推原疆禀,实皆台地幅员。纵该生番穴处猱居,久成荒服,第既为中国抚有之地，即当为圣朝管辖之区,今日本并未商准总理衙门,骤行调将征兵,将人番境,虽云召酋开导,其心实不可测。"
不但是他，连奕也认为,"各国垂涎台湾已久,日本兵政寝强,尤濒海切近之患，早迟正恐不免耳。"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依旧稳如泰山，对臣下的奏折根本不予理睬。这种消极怠工的态度让朝臣又难过，又失望！只当皇帝未过半百，就已经老糊涂了！但秉持着国士待我，国士报之的心思，这种请皇帝加强重视的奏折，依旧如雪片般从沿海各省呈递上来。
到咸丰二十六年的年初，皇帝觉得差不多了，若是再依旧故我下去，不明内情的人们还真的会以为朝廷对台湾放任不管呢！对日后台海用兵，会造成很坏的负面影响。因此，他的态度丕然一变！改消极怠工为积极防御，派李鹤年为分巡台湾道，调福建提督罗炳坤为台湾知府兼任海防南路理藩同知，共同办理台湾岛内兵气疲沓，疏于训练的问题。李鹤年不提，罗炳坤就是当年皇帝第一次驾幸江南，带赛香君和如烟夜游花车，把圣驾堵在车厢中，动弹不得的那个把总。
二十年而下，罗炳坤早已经做到一省提督的高位，但如今大清绿营，比当年更有不同，军官将佐分派林立，各重一方，这些人最看中的就是彼此的出身。
第一部分是截止咸丰十二年为止的光武新军所出；最高位的是做到兵部侍郎的朱洪章；其他如胡大毛、胡小毛兄弟、张运兰、林文察、程学启、潘鼎新等人；第二部分则是成立于咸丰十七年之后的天津、保定、黄埔三地的武备学堂所出，如今也都是一省总兵的大员。
第三种就是如罗炳坤这样，全无出身，只是在绿营军中熬年头，混资历混上来的。虽然也是挂着提督军衔，但和前面两者，格格不入，很难进入到对方的圈子中去。
皇帝于这样的事情也是洞若观火，但军中这样的事情在所难免，即便是唐宗宋祖那样的英主也休想能够改变，而且，他也并不很在乎——朱洪章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自己登基之后一力捡拔而起，旁的事他不敢大言，对这些人，他有把握一道朱喻， 就足以让他们俯首听命的。
罗炳坤上任之后，从南到北巡查全岛，在给朝廷所上的一折一片中，详细记述了所闻所见的兵事恶劣的详情。汛兵擅离汛地、武器操作不熟、兵房上堡崩塌无人闻问、将佐素质参差不齐、只有副将、参将、游击各一员及都司二员在任稍久，其余非阵亡事故即参革治罪，或甫经调任，加上士兵多新配，新补，在久未操练的情况下，兵将不相习已成必然。
有鉴于此，罗炳坤提出5事作为提升营中战力的重点，分别是：无事收藏器械，以肃营规；演验军庄枪炮，以求可用；选择教师，学习技艺，以备临敌；增设噶榪兰营兵制，以资防守和移驻北路副将，以重形势。
除了他的奏折之外，还有新任分巡台湾道李鹤年也上奏折，痛陈台湾岛内官场积弊，说他们多系文儒，不习武事，诸将则把弓马技艺委诸弁兵，风云沙则交给舵工水手，自己只懂得巧结升官的丑陋行径。甚者，营兵在府治以开设'公厅';的方式，私自划分势力范围，除了白昼劫夺财物，掳掠妇女外，还自营赌场、烟馆、娼寮、私曲等业务，地方官明知此事，但不敢过问，原因只有一个，怕这些人受到制裁之后造成哗变。
这两个人一登岸，就发现了这些弁兵毫无纪律造成的祸害：原来，郡城兵丁经常械斗抢夺百姓受其苦毒，早有积怨，在这两个新官上任之前，终于爆发开来：城市闭门罢市，城厢之内道路不通，台湾总兵叶绍春、道员仝卜年、知府史密称病告退，几乎是一副无政府状态了。
总算罗炳坤身边还带着三营战力，他们在战斗经验上或者不及山东、河南、两湖等省的军中袍泽，但用来对付台岛内的这些人，还是不会成很大问题的，到这一年的年底，罗炳坤大力整顿营伍初见成效。虽然还是有营兵霸占街坊民防，私设公厅等情事，不过在其他案件的改革上，已经稍见起色。
他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精简兵额一半以上，用省下来的经费捐项修理伙房；第二，加强查禁假冒衙门之棍徒，这些人在城门口肆意讹诈入城车辆，影响极坏，经过罗炳坤和李鹤年的打击，也很快销声匿迹了。
罗炳坤本来还提请朝廷，希望能够准许他整饬团练。因为团练终究属于乡兵性质，它可用于地方上的防卫，但因为训练、给饷等问题，还是能取代常设的营兵。罗炳坤提出把团练编为经制，但这件事在军机处打了回票，原因是练团丁常常有'一呼百诺';的效果，很合乎抵御外敌时施行的策略——民心可用。
在这些革除弊政的条陈之外，皇帝又降旨，要严厉打击和追剿航行于澎台闽浙乃至往来琉球、日本航道上的中外走私贩子，对于这些人，不问走私货物多少，一经查获，不问属地、国籍，按照人数计算，超过10个人的，一律处死；少于这个数字的，一律发往黑龙江做苦役。而对于南洋海军和台湾所属海军中有人敢于徇私放纵的，不论是管带还是普通水手，一律处死！
上有朝廷的严刑峻法，下有李鹤年和罗炳坤的层层威逼，海军士兵不敢不尊，在海上的巡查也比往常认真了很多——这一次就逮的稻川垣等人，是近半年来所抓获的第十一批日本籍走私贩子了。总算他的船上的成员还不算很多，能够捡回一条性命，其他十艘船上的走私贩子，其中有六艘上的成员超过10人，都给押解到福州府城，呜嘟嘟几声号筒吹响，一刀斩讫，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做了异乡之鬼。
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本国人对清朝的极大不满！从咸丰八年中国和英法两国各自签署的《北京条约》起，中国人便收回了对外司法权，除外交使节受国际公法保护，有豁免权之外，其他各国的洋人在中国境内犯案，都要依照中国法律判决，等到日本和中国建立关系，这一条法规也因循下来的。
这本身并不能算错，但在日本人看来，只是为了走私，就要杀人，未免太过严苛了一点——只是走私，又不是杀人放火？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太粗暴，太野蛮了！而稻川垣及船员被押往黑龙江服五年苦役的判决，也再一次激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