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程旭东在场，他肯定会说：“很简单，因为你没有我帅！”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我虽然不敢言帅，好歹，眼睛还是比程旭东大一点，程旭东的，大概只有我笑起来时的那么大。
搭讪失败，应该因为衣着。
程旭东的方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有前提，你得穿得像个老板。否则，人家以为你是个自豪感泛滥的想泡妞的打工仔。
考虑到内地正处寒冬，千大洋的西装派不上用场，我里面穿了秋衣，外面是厚夹克。都是多年前从内地带到深圳的货色。这套衣着让我看起来老了起码5岁。别说老板，主管都不像，非要说像谁，那就是人到中年的打工仔。
穿上毛衣会不会好一点？
毛衣在旅行箱里。旅行箱呢？
糟糕，旅行箱不见了！
我花了0秒回忆整个过程：在书店看书，万山红打来电话，从书店出来，跟着风衣女子来到柜台。
这么说，旅行箱应该在书店里，如果现在还没被人拿走的话！
我撒腿就跑，顾不上继续搭讪眼前的女子。
幸亏是在机场大厅，如果是在关外大街，这风一样的奔跑，观者一定以为发生了劫案。
跑着跑着，手机响了。
我放慢步子，摁下接通，说：“别打了，我的箱子不见了！”
传来的是孙建国的声音：“老三，是我！”
我不耐烦地说：“什么事？”
孙建国说：“你的箱子不见了？”
我说：“正在找！什么事等我找到箱子再说好不好？”说完把电话挂了。
气喘吁吁冲进书店，环顾一周，却没看见我的箱子。
店老板，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猫在柜台后面，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我走过去，说：“看到我的箱子没有？”
他吐出六个字：“颜色，大小，牌子？”
这六个字让我放宽了心，“蓝色，4吋，途乐牌！”
店老板站起来，从身下提起箱子，放到柜台上，说：“是不是这只？”
我说：“就是，就是。”
他说：“你打开看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我说：“不用看了，这锁还在呢。”
店老板又坐回柜台后面，像午后慵懒的猫。
我决定感谢他一下。感谢的方式是把“革命时期的爱情”买下来。
就这样，从书店出来的时候，我手里多了一本书。
孙建国又打来电话：“老三，箱子找到没有？”
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急出一头汗。”
孙建国说：“我都替你急出一头汗。”
我说：“啥事说吧，等会要上飞机了。”
孙建国很有把握地说：“登机没那么快！你就是忘记了，人家也会用广播叫你的！”
我说：“孙哥，说事吧。”
我心里还惦记那个穿风衣戴墨镜的女子。她的目的地是西安，我的目的地是咸阳，我们去的虽然不是同一个地方，坐的却是同一趟航班，因为西安机场就在咸阳。刚才我没想起来这茬。现在想起来了，就更想搭讪她了。
孙建国说：“我下午碰到万山红，她说你有一个儿子。”
这事几乎都要忘了，他不提还好，一提我火来了。
“孙哥，”我没好气地说，“放假4天，你干嘛非要今天去寄衣服？”
“你让今天寄的呀！”孙建国说。
“寄就寄呗，干嘛非要去邮政所，找一家快递公司行不行？”
“快递公司不保险，经常丢东西，还是邮政所可靠。”
“寄衣服就寄衣服呗，干嘛和万山红在大街上拉家常？”
“瞧你说的，大街上看见了还不兴打个招呼啊。”
“打招呼就打招呼呗，干嘛提儿子的事啊？”
“是万山红提的，关我什么事！”
孙建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非但如此，还要问我这个受害人的罪：“老三，你干嘛骗万山红你有儿子了？”
我说：“就是一个玩笑，没想到她当真了。”
孙建国说：“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我说：“你就不能随机应变，把这事敷衍过去？”
孙建国说：“这是原则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能敷衍吗？”
我说：“好了，不说这事了，算我倒霉。”
我都投降了，但孙建国并没就此放过我：“老三，明明是万山红给你儿子买的衣服，你非说是你买给我们家朋朋的，把我感动得一晚上没睡着。有你这么买好的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要不要？不要给我拿回来！”
孙建国说：“寄都寄走了，你说拿回来！怎么不早说，早说我就不要了！买给别人的衣服，我们家朋朋穿着算怎么回事？”
我这个二姐夫集“得理不饶人”和“得了便宜卖乖”这两种美德于一身，被他占了上风真的只能自认倒霉，绝无任何翻盘可能。
“好了，要登机了，咱们回头再说。”我匆忙把手机挂了，顺势关上。
风衣女子安静地坐在候机厅里，膝盖上摊着一本书。
我看她旁边有空座，就大着胆子过去坐下了。
进入模具行业以来，枯燥、单调、紧张的生活年复一年，我渴望冒险，尤其眼下被万山红“抛弃”之后。
她的墨镜已经摘下，看年轮，应该和叶惠差不多；论长相，算不上大美人，但也拿得出手，这一点，还是和叶惠差不多。
我把箱子和她的并排放在一起，说：“你看，咱俩的箱子一个牌子，一个款式，就是颜色不一样。”
她看看俩箱子，笑笑，没说话。
我说：“我去咸阳。”
她笑笑，还是不说话。
我没趣，只好看自己新买的书。
不得不承认，论搭讪的功夫，我比程旭东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在我断了念想、专心看书的时候，机会不期然来了。
她转过脸，看着我，等我看她的时候，指着远处的洗手间，说：“你能帮我看一下箱子吗？”
我说：“你要信得过，就去吧。”
她把书放在座上，起身去洗手间了。
我瞥了一眼，她的书也是新的，书名叫“活着”，余华写的。这篇小说我看过，同名电影也看过――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在国外获了奖，在国内被禁了。
等她从洗手间回来，我们已经能很自然地闲话了。
她说：“你去咸阳？”
我点点头：“出差！你去西安？”
她说：“旅游！”
我说：“挺有闲情！”
她笑笑：“你看的什么书？”
我把封面亮给她看：“革命时期的爱情。”
她说：“王小波的。”
我说：“你看的什么书？”
她把封面亮给我看：“活着。”
这时候，如果能借书，后面也许能生发出一段故事。因为钱钟书说，男女间，一借书，问题就大了。借了是要还的。一借一还，两次接触的借口。
我和她萍水相逢，借书没可能。但我想，可以换书，彼此交换手中的书。
我说：“我这本革命时期的爱情，你看过没有？”
她说：“没看过。”
我说：“你这本活着，我也没看过。这样好不好，在飞机上，我们把自己的书看完，下飞机的时候，我们换一换。这样，我们花一本书的钱，都能看两本。”
她说：“好是好，我看书比较慢，不知道在飞机上能不能看完？”
我知道，她这是扭捏，从深圳飞西安，要两个多小时，薄薄一本小册子，怎么也都看完了，何况已经看了一部分了。
我说：“从现在开始，你抓紧看。”
她不再说话，认真看起书来。
飞机上，她的座位在我前面几排，我看到，她除了偶尔抬头望望窗外，一直在看书。
下飞机的时候，我们果真换了书。此时，对方姓甚名谁，彼此一无所知。不过不要紧，我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夹了张名片。
呵呵，这手法比程旭东的高明吧。
旅行中发生419――OneRorNight――的机会比较大，而且没有任何手尾。眼下渴望冒险的我对此抱有期待。退一步说，即便没有发生419，大家都在深圳，以后还有碰面的机会。
飞机落地后，我把手机打开。陈大军立刻打电话进来：“老刘，下飞机了？”
我还沉浸在换书的快感里，癔症半天，才说：“老陈，你在哪儿？”
他说：“我在出口等你，我们有个人，男1女。”
我说：“这么客气干啥，接个机还用个人？”
他说：“本来我一个来就行了，是你的俩学生，非要来，只好带他们来了。”
陈大军他们很好认，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说，也一眼就看出我了，“因为刘老师的气质比较出众。”女学生如是说。
女学生叫小谢，和另一个叫小严的男学生是大学同学，两人还是男女朋友。
陈大军说：“走，去酒店。”
我说：“这儿离咸阳有多远？”
陈大军说：“这儿就是咸阳，离入住酒店有0多公里。”
我说：“那不算远呐。”
陈大军说：“是不远，开车半个钟。老刘，饿了吧？”
我说：“有点。”
陈大军说：“是回酒店宵夜，还是在外面宵夜？”
我说：“客随主便！”
陈大军说：“西安可是有名的小吃之都，我带你去夜市，比吃酒店有意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