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鲁迅将自己几年来发表的小说编成文集《呐喊》付梓排印，这时候鲁迅在北京居住了已经整整十年了，这十年中，他曾经是心灰意冷，选择了沉默，但是最终选择了呐喊。
鲁迅青年的时候，曾经抱定了疗救中国国民精神的希望，在《呐喊》的序中，鲁迅谈到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弃医从文的经过，当时在课堂上放映的影片中，几个强壮的中国人看着同胞被杀头，却带着麻木的神情，这让鲁迅立志提倡以文艺运动改变国民的精神。
从日本回国以后，鲁迅曾与几个朋友创立了《新生》杂志，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受到鼓励，而且连指责都没有。这让他感到寂寞，甚至更有人携款潜逃，更让他心灰意冷。
191年，中华民国成立，鲁迅受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做了一名部员。不到一个月，他目睹了政局的更迭，孙中山辞职、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来政局就越来越不堪。鲁迅自述，经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1917年1月，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上引领了文学的革命，此时鲁迅沉浸在故纸堆中，他在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购旧拓本、搜集古籍一类的事。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钱玄同，是鲁迅留日的老同学，找到了鲁迅，竭力约请他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一直没有送稿，钱玄同常找他催要。
鲁迅曾经反问《新青年》的这些朋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都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对方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从中感到了希望，他写了《狂人日记》，此后还陆续推出了另外十余篇，像《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着名的小说，成为中国现在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
据鲁迅回忆，陈独秀是催促他作小说最着力的一个。190年9月，陈独秀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就提到鲁迅的小说实在是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建议他从《新潮》、《新青年》剪下来订正，最后付印。
鲁迅后来出版《呐喊》，便和陈独秀的鼓励是有很大关系。《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对中国后来的文学和思想影响极大。
陈独秀对鲁迅创作的促进作用
当年，在周氏兄弟中，周作人较早地接触了《新青年》，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自然也就与周作人联系比较多。后来因为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矛盾，陈、周之间因为积极配合，则关系越来越密切。
鲁迅与陈独秀的书信往来较少，陈独秀的名字见之于190年《鲁迅日记》只有两次：一次是在190年8月7日：“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这里的“说”，是指他刚创作完成的短篇小说《风波》。一次是在11月9日，“下午理发。寄仲甫说一篇”。（《鲁迅全集》第14卷，第9～99页。)这里的“说”是指其译作《幸福》。两次都是为寄稿事。而陈独秀之两次将鲁迅、周作人并列回复，其中一次也是对鲁迅寄稿的答复。
后来钱玄同在《新青年》的时候，经常向鲁迅约稿，陈独秀也不断索稿相逼，这对鲁迅“五四”时期的创作冲动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鲁迅与钱玄同因为同为章太炎的弟子，其密切关系为人们所熟知。鲁迅与陈独秀的关系，不太为人们所重视，阅读了上述陈独秀给周作人的信，我们即可看出陈独秀对鲁迅创作的鼓励和重视。
鲁迅逝世后，陈独秀撰写的纪念文字《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摘自《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作者陈独秀，原载上海《宇宙风》197年月1日十日刊第5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