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比起其他的革命，其实只是昙花一现。191年7月，讨袁军总司令李烈钧在湖口，据险阻击北洋军，初战告捷，但是援军没有赶到，早有准备的袁军却迅速聚集上来，兵力悬殊，败局已成。
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袁世凯早已部署好的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守南京。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之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在上海，陈其美所率部队非正规军，一战即溃。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等到北洋军大兵压境，安徽讨袁立刻宣布拥袁。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相当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迫使广东讨袁势力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
湖南和福建的情况也差不多，讨袁军首领都是见风使舵的假革命分子，革命党人不仅在军事方面无法与袁世凯较量，在政治方面也没有得到国人的支持。就连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公开声明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保持了中立。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甚至有人认为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立宪派的张謇说，如果袁世凯借此统一了全国，岂不是更好。人心向背注定了二次革命的失败。
自清朝灭亡到二次革命期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由于辛亥革命对民主民权的启蒙，和之后革命党人力倡民主与文明的努力，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与事业的兴盛，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革命后的“太平盛世的图景”。
袁世凯专制独裁的野心并不显着，所以一般民众对袁世凯同样抱有幻想，而对革命党人举兵反抗却一时难以理解。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人们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加强统一。
在强有力方面，袁世凯也容易被看做是比孙中山更为合适的人选。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把黄兴、陈其美等五人列为一等战犯，下令通缉孙中山、李烈钧等人。孙中山、黄兴等先后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武夫当国的源起
宋教仁被杀，客观上为袁世凯控制内阁扫清了障碍，得以为所欲为。这个时候，孙中山号召武力倒袁，南北战火重燃。
李烈钧在讨袁的通电中列举袁“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外债，盛暑兴师”等罪状，称江西讨袁军的行动为自卫行为。自此，上海国民党总部的和平梦惊醒了。191年7月1日，江苏军第八师军官王孝缜、黄恺元两人秘密来沪，请黄兴即赴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
7月14日清晨，黄兴在南京军事会议上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即分别函电西南各省当局，促其起兵讨袁。谭延闿在长沙宣布独立，陈炯明在广东就任都督并宣布独立。蔡锷在云南劝黄兴不宜轻动。
然而讨袁军进展不利。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安徽的情形更糟，竟然沦为反动军阀的统治区。其他几个独立省区也都步了失败的后尘。陈炯明没有力量控制广东军，8月4日弃职出走，广州被龙济光占领。福建的许崇智不知去向，孙道仁宣布福建取消独立。8月1日，谭延闿宣布湖南取消独立。9月1日，熊克武被迫下台，重庆取消独立。国民党的军事基础，在很短时期内就被北洋军瓦解了，显得不堪一击。
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有两个原因：第一，国民党所部军力薄弱，借助地方势力，也总是会被别有用心者有机可乘；第二，二次革命没有得到民心的支持，当时大众还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他们不能理解国民党既然拥护袁世凯做总统，又怎么反对他了。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二次革命是民国历史的分界点，因为它开启了武人**、军阀横行的局面。老同盟会会员梁漱溟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地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