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要求改变文言为白话，写文章不要无病呻吟，要言之有物等八条意见。这就是“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标志。
陈独秀则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要写平民、写实、社会的新文学，划开了新旧文学的界限。
战鼓虽然是擂响了，没想到旧文化阵营那边没有人响应，一片寂静，社会上的反应也不强烈，新文化战士干脆唱了一句“双簧戏”，这类似今天的“炒作”。
由钱玄同扮演对封建文化的卫道士，写了《王敬轩君来信》，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观点归纳在一起，攻击主张文学革命者。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在《新青年》同期的编辑回信部分，刊发了《复王敬轩书》，对于“王敬轩”所提出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
这场双簧在1918年月15日上演了。戏里不乏人身攻击，像什么“荡妇”行为，“混账”这一类的词，还不惜激进地攻击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和译界的泰斗林纾，就是为了引起更大的反响。
但是守旧派还是没有动作，革新派只好继续“双簧”，一方面刊登读者来信反对新文化；一方面是陈独秀、钱玄同撰文，为刘半农辩护。
《新青年》再三地挑衅林纾。将近一年后，1919年的月，林纾终于应战了，在《新申报》上连载小说《荆生》、《梦妖》，影射支持新思潮的陈独秀等。
同时，北洋政府的喉舌《公言报》，也攻击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说他们是洪水猛兽。总统徐世昌则指示，要约束日益激进的北大师生，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被迫解除，离开了北大。
“双簧戏”让文学革命主张得以更充分的产发和传播，功不可没。当然这只是文学革命中的一幕，文学革命中新文学社团大量出现，文学思潮的论争和文学创作也逐步繁荣。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冰心、郁达夫、郭沫若等人，或以文为枪，纵深作战，或者以创作呈现新文学新思潮，开创新文学的特点。
鲁迅1918年5月发表《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李大钊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学。随着191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林纾与胡适之争
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新思潮借助白话文渐入人心，守旧的文人视新文化如洪水猛兽，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群起而攻之。1919年月，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刘师培、黄侃等，创办了一份刊物，名叫《国故》，以标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企图与《新青年》、《新潮》分庭抗礼。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自然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例如胡适写过一首白话诗《蝴蝶》，开头两句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黄侃便称胡适为“黄蝴蝶”，而不称他的名字，以表示轻蔑。
那时，攻击新文化最激烈的，是林纾。林纾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
他当时因为“林译小说”，名声很大。林纾的翻译小说，引进了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启蒙作用，对文学界起到了一定的冲击和促进作用，却是不能抹杀的。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激烈反对新文化运动。他首先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辱骂和攻击《新青年》团体的人们，胡适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小说《荆生》中，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影射胡适。三人受到荆生的骂詈与仇恨，正如胡适所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
在另一篇小说《妖梦》中，林纾的詈骂更直白刻毒，他用元绪来影射蔡元培，用田恒来影射陈独秀，用秦二世来影射胡适。在小说中，林纾最后请出“罗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化之为粪，宜矣”！
胡适分析《荆生》小说，以示回应：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话说得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做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