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了这么些年，杜爸爸显然是一个很健谈的老人。
杜爸爸叹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二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上头大搞上山下乡，热火朝天，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开花，说那里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儿可以大有作为。我是一个农村青年，还不知道那儿的情况吗？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当时，虽然是形势所逼，现在看来，正确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一辈子……我上次回老家，看到原来跟我一起长大、你们称为发小的，他们死的死，孤的孤，过了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辈子都在生死线上挣扎，剩下的几个，要么在敬老院里，要么是五保户……对于这件事情，我是很有感触的。”
李景明点点头，说：“我是在基层工作的，知道这种情况的确非常普遍……您说得对，关键的时候，选择真的特别重要。”
“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师兄？”王珏乘兴而问。
“还有一件事呀，就是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是七十年代中期，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有一年秋汛，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线杆没捞上来，人却淹死了。后来，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在年轻人中间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不瞒你们说，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照我看来，我们是父母生的，吃了很多年的饭才长到这么大，价值肯定比一根木头高；而木头是大山里生的，沐风雨而成长，如果拿我们去换木头，肯定是不值的，这是显然的吧。可是，人家就告诉我说：国家财产是大义之所在，见到它被水冲走，连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捞。不要说是木头，就是一根稻草，只要是集体财产，也得跳下水。他们还说，我这种值不值的论调是一种落后腐朽的言论……哈哈，幸好还没有说我反动。实际上，我在年轻时是个标准的愣头青，水性也好。见到大水冲走了木头，第一个跳下水的准是我，假如水势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为烈士，因为我毕竟还不是鸭子。”
老人很风趣，把两个人都逗乐了。
杜爸爸亦笑容可掬，沉吟了一会，说：“这就是说，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气质，我只是不会唱那些高调。时隔二十多年，我也读了一些书，从书本知识和亲身经历之中，我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自打孔孟到如今，我们这个社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编写生活的脚本，另一种去演出这些脚本。前一种人是古代的圣贤，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种呢，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谓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气质来说，我只适合当演员，不适合当编剧，但是看到脚本编得太坏时，总禁不住要多上几句嘴，就被当落后分子来看待。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因为身份特殊，我不能公开反对吧，所以，大多时候，只能选择了沉默。”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呀。所以，我很理解您。”李景明道。
杜爸爸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他把茶水当酒喝，倒是少见。他说：“对头。举个例子来说，那时候，号召学习英雄小姐妹，叫啥来着，对了，好像是龙梅和玉荣，她们俩为了一群羊，牺牲了二个年轻的生命，这能够提倡吗？你们不是常说一句话，钱多烧背心，这就是人多不当事……人生只有一次，不能重新来过。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有多珍贵……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还好说，捞稻草就太过分了。这种言论，是对崇高唱了反调。是吧？现在的人会同意，这罪不在我，只是剧本编得实在差劲。由此就可以推导出：崇高并不总是对的，低下的一方有时也会有些道理。实际上，就是唱高调的人见了一根稻草被冲走，也决不会跳下水，但并不妨碍他继续这么说唱下去。”
“您说得太深刻啦……事实上，有些崇高，就是人所共知的虚伪，这种东西比堕落还要坏。”李景明赞许道。
杜爸爸看着他，仿佛找到了知音似的，“嗯。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举例来说，孟子发明了一种伦理学，说亲亲敬长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爱国是人间的大义。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献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孟子的文章写得很煽情，让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诗，就是中国的拜伦；只可惜，他不讲道理。试问，臣民奉献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着？再比方说，在七十年代，人们说，大公无私就是崇高之所在。为公前进一步死，强过了为私后退半步生。这是不讲道理的：我们都死了，谁来干活呢？”
他再次把大家逗笑了。
的确，在煽情的伦理流行之时，人所共知的虚伪无所不在；因为照那些高调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饿死——高调加虚伪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历史上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是一种高调。理学越兴盛，往往人也越虚伪。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们可以知道，七十年代的调门最高。可是，有多少知青为了上大学、回城，什么事都干出来了……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啦。”
假如说，杜爸爸的话是一面明晃晃的镜子，有多少人能够在镜子面前看清自己呢？时下，大把大把的爱国贼，道德婊，不是吗。
有些崇高比堕落还要坏，这是王小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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