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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绷的小街

迄今,我在北京住过三处地方了。

第一处自然是从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自一九七七年始,我在这里住了十二年筒子楼。往往一星期没出过北影大门,家、食堂、编导室办公楼,白天晚上数次往返于三点之间,像继续着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出了筒子楼半分钟就到食堂了,从食堂到办公室才五六分钟的路,比之于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两三个小时的人,上班那么近实在是一大福气了。

一九八八年底我调到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这里有一条小街,小街的长度不会超过从北影的前门到后门,很窄,一侧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墙。当年城墙遗址杂草丛生,相当荒野。小街尽头是总参的某干休所,所谓“死胡同”,车辆不能通行。当年有车人家寥寥无几,“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进出于小街的车辆除了出租车便是干休所的车了。小街上每见住在北影院内的老导演老演员们的身影,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骑电动小三轮车,车后座上坐着他们的老伴儿。他们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掷地有声。当年北影的后门刚刚改造不久,小街曾很幽静。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摆摊的。渐渐,就形成了街市,几乎卖什么的都有了。别的地方难得一见的东西,在小街上也可以买到。我在小街买过野蜂窝,朋友说是人造的,用糖浆加糖精再加凝固剂灌在蜂窝形的模子里,做出的“野蜂窝”要多像有多像,过程极容易。我还买过一条一尺来长的蜥蜴,卖的人说用黄酒活泡了,那酒于是滋补。我是个连闻到酒味儿都会醉的人,从不信什么滋补之道,只不过买了养着玩儿,不久就放生了。我当街理过发,花二十元当街享受了半小时的推拿,推拿汉子一时兴起,强烈要求我脱掉背心,我拗他不过,只得照办,吸引了不少围观者。我以十元钱买过三件据卖的人说是纯棉的出口转内销的背心。也买过五六种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盗版书,其中一本的书名是《爱与恨的交织》,而我根本没写过那么一本书。当时的我穿着背心、裤衩,趿着破拖鞋,刚剃过光头,几天没刮胡子。我蹲在书摊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书,吞吞吐吐地竟说:“这本书是假的。”

卖书的外地小伙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顶我:“书还有假的么?假的你看半天?到底买不买?”

我说我就是梁晓声,而我从没出版过这么一本书。

他说:“我看你还是假的梁晓声呢!”

旁边有认识我的人说中国有多少叫梁晓声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晓声。

小伙子夺去那本书,“啪”地往书摊上一放,说:“难道全中国只许你一个叫梁晓声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产生了保存那本书的念头,想买。小伙子说冲我刚才说是假的,一分钱也不便宜给我,爱买不买。我不愿扫了他的兴又扫我自己的兴,二话没说就买下了。待我站在楼口,小伙子追了上来,还跟着一个小女子,手拿照相机。小伙子说她是他媳妇儿,说:“既然你是真的梁晓声,那证明咱俩太有缘分了,大叔,咱俩合影留念吧!”人家说得那么诚恳,我怎么可以拒绝呢?于是合影,恰巧走来人,小伙子又央那人为我们三个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间,一对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变脏的首先是那类现做现卖的食品摊——煎饼、油条、粥、炒肝、炸春卷、馄饨、烤肉串,再加上卖菜的,再加上杀鸡宰鸭剖鱼的……早市一结束,满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面都是油腻的,走时粘鞋底儿。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锅水,黑水上漂着烂菜叶,间或漂着油花儿。

我在那条小街上与人发生了三次冲突。前两次互相都挺君子,没动手。第三次对方挨了两记耳光,不过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厂当年的青年导演孙诚替我扇的。那时的小街,早六七点至九十点钟内,已是水泄不通,如节假日的庙会。即使一只黄鼬,在那种情况之下企图窜过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某日清晨,我在家中听到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俯窗一看,见一辆自行车横在一辆出租车前,自行车两边一男一女,皆三十来岁,衣着体面。出租车后,是一辆搬家公司的厢式大车。两辆车一被堵住,一概人只有侧身梭行。

我出了楼,挤过去,请自行车的主人将自行车顺一下。

那人瞪着我怒斥:“你他妈少管闲事!”

我问出租车司机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刮蹭着人家了。

出租车司机说绝对没有,他也不知对方为什么要挡住他的车。

那女的骂道:“你他妈装糊涂!你按喇叭按得我们心烦,今天非堵你到早市散了不可!”

我听得来气,将自行车一顺,想要指挥出租车通过。对方一掌推开我,复将自行车横在出租车前。我与他如是三番,他从车上取下了链锁,威胁地朝我扬起来。

正那时,他脸上“啪”地挨了一大嘴巴子。还没等我看清扇他的是谁,耳畔又听“啪”的一声。待我认出扇他的是孙诚,那男的已乖乖地推着自行车便走,那女的也相跟而去,两个都一次没回头……至今我也不甚明白那一对男女为什么会是那么一种德性。

两年后,“自由市场”被取缔,据说是总参干休所通过军方出面起了作用。

如今我已在牡丹园北里又住了十多年,这里也有一条小街,这条小街起初也很幽静,现在也变成了一条市场街,是出租汽车司机极不情愿去的地方。它的情形变得与十年前我家住过的那条小街又差不多了。闷热的夏日,空气中弥漫着腐败腥臭的气味儿。路面重铺了两次,过不了多久又粘鞋底儿了。下雨时,流水也像刷锅水似的了,像解放前财主家阴沟里淌出的油腻的刷锅水,某几处路面的油腻程度可用铲子铲下一层来。人行道名存实亡,差不多被一家紧挨一家的小店铺完全占据。今非昔比,今胜过昔,街道两侧一辆紧挨一辆停满了廉价车辆,间或也会看到一辆特高级的。

早晨七点左右,“商业活动”开始,于是满街油炸烟味儿。上班族行色匆匆,有的边吃边走。买早点的老人步履缓慢,出租车或私家车明智地停住,耐心可嘉地等老人们蹒跚而过。八点左右街上已乱作一团,人是更多了,车辆也多起来。如今买一辆廉价的二手车才一两万元,租了门面房开小店铺的外地小老板十之五六也都有车,早晨是他们忙着上货的时候。太平庄那儿一家“国美”商城的免费接送车在小街上兜了一圈又一圈,相对于对开两辆小汽车已勉为其难的街宽,“国美”那辆大客车是庞然大物。倘一辆小汽车迎头遭遇了它,并且各自没了倒车的余地,那么堵塞半小时、一小时是家常便饭。“国美”大客车是出租车司机和驾私家车的人打内心里厌烦的,但因为免费,它却是老人们的最爱。真的堵塞住了,已坐上了它或急着想要坐上它的老人们,往往会不拿好眼色瞪着出租车或私家车,显然他们认为一大早添乱的是后者们。

傍晚的情形比早上的情形更糟糕。六点左右,小饭店的桌椅已摆到人行道上了,仿佛人行道根本就是自家的。人行道摆满了,沿马路边再摆一排。烤肉的出现了,烤海鲜的出现了,烤玉米烤土豆片地瓜片的也出现了。时代进步了,人们的吃法新颖了,小街上还曾出现过烤茄子、青椒和木瓜的摊贩。最火的是一家海鲜店,每晚在人行道上摆二十几套桌椅,居然有开着“宝马”或“奥迪”前来大快朵颐的男女,往往一吃便吃到深夜。某些男子直吃得脱掉衣衫,*上身,汗流浃背,喝五吆六,划拳行令,旁若无人。乌烟瘴气中,行人嫌恶开车的;开车的嫌恶摆摊的;摆摊的嫌恶开店面的;开店面的嫌恶出租店面的——租金又涨了,占道经营等于变相地扩大门面,也只有这样赚得才多点儿。通货膨胀使他们来到北京打拼人生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不多赚点儿怎么行呢?而原住居民嫌恶一概之外地人——当初这条小街是多么幽静啊,看现在,外地人将这条小街搞成什么样子了?!那一时段,在这条小街,几乎所有人都在内心里嫌恶同胞……

而在那一时段,居然还有成心堵车的!

有次我回家,见一辆“奥迪”斜停在菜摊前。那么一斜停,三分之一的街面被占了,两边都堵住了三四辆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车里坐一男人,听着音乐,悠悠然地吸着烟。

我忍无可忍,走到车窗旁冲他大吼:“你他妈聋啦?!”

他这才弹掉烟灰,不情愿地将车尾顺直。于是,堵塞消除。原来,他等一个在菜摊前挑挑拣拣买菜的女人。那一时段,这条街上的菜最便宜。可是,就为买几斤便宜的菜,至于开着“奥迪”到这么一条小街上来添乱吗?我们的某些同胞多么难以理解!

那男人开车前,瞪着我气势汹汹地问:“你刚才骂谁?”

我顺手从人行道上的货摊中抄起一把拖布,比他更气势汹汹地说:“骂的就是你,混蛋!”

也许见我是老者,也许见我一脸怒气,并且猜不到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还自知理亏,他也骂我一句,将车开走了……

能说他不是成心堵车吗?!

可他为什么要那样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还有一次——一辆旧的白色“捷达”横在一个小区的车辆进出口,将院里街上的车堵住了十几辆,小街仿佛变成了停车场,连行人都要从车隙间侧身而过。车里却无人,锁了,有个认得我的人小声告诉我——对面人行道上,一个穿T恤衫的吸着烟的男人便是车主。我见他望西洋景似的望着堵得一塌糊涂的场面幸灾乐祸地笑。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车主。也可以肯定,他成心使坏是因为与出入口那儿的保安发生过什么不快。

那时的我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倘身处古代,倘我武艺了得,定然奔将过去,大打出手,管他娘的什么君子不君子!然我已老了,全没了打斗的能力和勇气。但骂的勇气却还残存着几分。于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骂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养的!

我的骂自然丝毫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交警支队的人,但那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了。在那一个多小时内,坐在人行道露天餐桌四周的人们,吃着喝着看着“热闹”,似乎堵塞之事与人行道被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十余年前,我住童影宿合所在的那一条小街时,曾听到有人这么说——真希望哪天大家集资买几百袋强力洗衣粉、几十把钢丝刷子,再雇一辆喷水车,发起一场义务劳动,将咱们这条油腻肮脏的小街彻底冲刷一遍!

如今,我听到过有人这么说——某时真想开一辆坦克,从街头一路轧到街尾!这样的一条街住久了会使人发疯的!

在这条小街上,不仅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嫌恶,还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怨毒气,还经常造成同胞与同胞之间的紧张感。互相嫌恶,却也互相不敢轻易冒犯。谁都是弱者,谁都有底线。大多数人都活得很隐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员会对这条小街束手无策,他们说他们没有执法权。

城管部门对这条小街也束手无策。他们说要治理,非来“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么能来“硬”的呢?

新闻单位被什么人请来过,却一次也没进行报道。他们说,我们的原则是报道可以解决的事,明摆着这条小街的现状根本没法解决啊!

有人给市长热线一次次地打电话,最终居委会的同志找到了打电话的人,劝说——容易解决不是早解决了吗?实在忍受不了你干脆搬走吧!

有人也要求我这个区人大代表应该履责,我却从没向区政府反映过这条小街的情况。我的看法乃是——每一处摊位,每一处门面,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红字标志着一个所在是“城市美化与管理学院”。相隔几米的街对面,人行道上搭着快餐摊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

城管并不是毫不作为的。他们干脆将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于是那儿摆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于是另一个下水道口也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了。

又几步远,曾是一处卖油炸食物的摊点。经年累月,油锅上方的高压线挂满油烟嘟噜了,如同南方农家灶口上方挂了许多年的腊肠。架子上的变压器也早已熏黑了。某夜,城管发起“突击”,将那么一处的地面砖重铺了,围上了栏杆,栏杆内搭起“执法亭”了。白天,摊主见大势已去,也躺在地上闹过,但最终以和平方式告终。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侧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80公分宽的栏杆,使那一侧无法停车了。理论上是这样一道算式——斜停车辆占路面一点五米宽即一百五十公分的话,如此一来,无法停车了,约等于路面被少占了70公分。两害相比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这条极可能经常发生城管人员与占道经营、无照经营、不卫生经营者之间的严峻斗争的小街,十余年来,其实并没发生过什么斗争事件。斗争不能使这一条小街变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将月无宁日,日无宁时。这是双方都明白的,所以都尽量地互相理解,互相体恤。

也不是所有的门面和摊位都会使街道肮脏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打印社,还有茶店、糕点店、眼镜店、鲜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卖鞋的小铺面。它们除了方便于居民,可以说毫无负面的环境影响。我经常去的两家打印社,主人都是农村来的。他们的铺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据他们说,每年还有五六万的纯收入。

这是多么养人的一条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万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层人家,或是农村来的同胞,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难道还不应该服从这一道理吗?

在一处拐角,有一位无照经营的大娘,她几乎每天据守着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摊位卖咸鸭蛋。一年四季,寒暑无阻,已在那儿据守了十余年了。一天才能挣几多钱啊!如果那点儿收入对她不是很需要,七十多岁的人了,想必不会坚持了吧。

大娘的对面是一位东北农村来的姑娘,去年冬天她开始在拐角那儿卖大馇子粥。一碗三元钱,玉米很新鲜,那粥香啊!她也只不过占了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人行道路面。占道经营自然是违章经营,可是据她说,每月也能挣四五千元!因为玉米是自家地里产的,除了点儿运费,几乎再无另外的成本。她曾对我说:“我都二十七了还没结婚呢,我对象家穷,我得出来帮他挣钱,才能盖起新房啊!要不咋办呢?”

再往前走十几步,有一位农家妇女用三轮平板车卖豆浆、豆腐,也在那儿坚持十余年了。旁边,是用橱架车卖烧饼的一对夫妻,丈夫做,妻子卖,同样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寒暑假期间,两家的两个都是小学生的女孩也来帮大人忙生计。炎夏之日,小脸儿晒得黑红。而寒冬时,小手冻得肿乎乎的。两个女孩儿的脸上,都呈现着历世的早熟的沧桑了。

有次我问其中一个:“你俩肯定早就认识了,一块儿玩不?”

她竟说:“也没空儿呀,再说也没心情!”

回答得特实在,实在得令人听了心疼。

“五一”节前,拐角那儿出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外地汉子,挤在卖咸鸭蛋的大娘与卖鞋垫的大娘之间,仅占了一尺来宽的一小块儿地方,蹲在那儿,守着装了硬海绵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风轮,彩色闪光纸做的风轮。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卖成本那么低、肯定也挣不了几个小钱的东西,还因为他右手戴着原本是白色、现已脏成了黑色的线手套——一种廉价的劳保手套。

我心想:“你这外地汉子呀,北京再能谋到生计,这条街再养得活人,你靠卖风轮那也还是挣不出一天的饭钱的呀!你这大男人脑子进水啦?找份什么活儿干不行,非得蹲这儿卖风轮?”然而,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挤在两位大娘之间,蹲在那儿,五月份快过去了他才消失。

我买鞋垫时问大娘:“那人的风轮卖得好吗?”

大娘说:“好什么呀!快一个月了只卖出几支,一支才卖一元钱,比我这鞋垫儿还少伍角钱!”

卖咸鸭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农村干活儿时,一条手臂砸断了,残了,右手是只假手。不是觉得他可怜,我俩还不愿让他挤中间呢……”

我顿时默然。

卖咸鸭蛋的大娘又说,其实她一个月也卖不了多少咸鸭蛋,只能挣五六百元而已,这五六百元还仅归她一半儿。农村有养鸭的亲戚,负责每月给她送来鸭蛋,她负责腌,负责卖。

“儿女们挣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学花费太高,我们这种没工作过也没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边卖鞋垫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给第三代挣出点儿零花钱,那也算儿女们不白养活我们呀……”

卖鞋垫的大娘就一个劲儿点头。

我不禁联想到了卖豆制品的和卖烧饼的。他们的女儿,已在帮着他们挣钱了。父母但凡工作着,小儿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钱——城里人家尤其是北京人家的小儿女,与外地农村人家的小儿女相比,似乎永远是有区别的。

我的脾气,如今竟变好了。小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渐使我明白我的坏脾气与这一条小街是多么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从心起之事,每能强压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懒得,则命令自己装没看见,扭头一走了之。

而这条小街少了我的骂声,情形却也并没更糟到哪儿去。正如我大骂过几遭,情形并没有因而就变好点儿。

我觉得不少人都变得和我一样好脾气了。

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说恨不得开辆坦克从街头轧到街尾的熟人。

我说:“你看我们这条小街还有法儿治吗?”

他苦笑道:“能有什么法儿呀?理解万岁呗,讲体恤呗,讲和谐呗……”

由他的话,我忽然意识到,紧绷了十余年的这一条小街,它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品格,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体恤。所谓和谐,对于这一条小街,首先却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计、生活、生存之艰难辛苦,在这一条小街呈现得历历在目。小街上还有所小学——瓷砖围墙上,镶着陶行知的头像及“爱满天下”四个大字。墙根低矮的冬青丛中藏污纳垢,叶上经常粘着痰。行知先生终日从墙上望着这条小街,我每觉他的目光似乎越来越忧郁,却也似乎越来越温柔了。

尽管时而紧张,但十余年来,却又未发生什么溅血的暴力冲突——这也真是一条品格令人钦佩的小街!发生在小街上的一些可恨之事,往细一想,终究是人心可以容忍的。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可恨之事,却断不能以“容忍”二字轻描淡写地对待。“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聃此言胜千言万语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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