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椰枣，是在七八年前。
七八年前，我在黄河岸边的国营红星机械厂上班。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红星厂，那就是大。
饭堂可以容纳上千人同时吃饭。北方以面食为主，午饭时间，只要从饭堂边经过，就能听到“稀哩呼噜”的吃面条的声音，其声之绚烂，其音之壮美，只有春蚕吞食桑叶可比。这样的饭堂，厂里有座。
澡堂可以容纳几百人同时洗澡，一边几百人，加起来也是上千人。傍晚下班，心血来潮去洗个澡，放眼一看，几百双腿戳在那儿，这时只会想到一个词，酒池肉林。当然，还有几百只鸟儿躲在树杈间。这样的澡堂，也有座。
这不就是大学吗，大学不就是这么大吗。
错，红星厂比大学还要大，红星厂比大学大得多。
你肯定没见过火车开进大学，而红星厂有铁路专线，每天都有火车在厂区进出。如果这还不能证明红星厂大，我再告诉你，红星厂自己就办的有大学――职工大学，还有几所高中，几所初中，几所小学，几所幼儿园。另外，还有两所医院。怎么样，够大吧！
大吞噬了一切。在这样一个厂子上班，就像一颗水珠掉进大海，云彩阳光看不到，前途未来也看不到。因为大，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感到了窒息和绝望。
来深圳后，我才知道自己矫情，红星厂虽然大，人却不算多，换言之，密度不高。这边一座工业园，只两三平方公里，竟然装了三四十万人，工作生活都在里面――有人受不了，就跳楼了，有人看别人跳，自己也跟着跳了。
我在红星厂没动过跳楼的念头。那会儿我刚尝到女人的好处，比此前任何时候都爱惜自己。据说普希金第一次扒开女人的裤子，惊呼自己见到了上帝的脸。那会儿我就处在这个大发现阶段，觉得只要有女人日，活着比什么都好。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红星厂大部分职工是兢兢业业的，是循规蹈矩的，但也奇才辈出。
比如说，有一个胖子，大我大三届，不知天大还是南开的，反正从天津那边过来，经常于腋下夹一本“三联生活周刊”，在单身宿舍区，尤其是女生楼前晃来晃去。那时腋下夹一本“三联生活周刊”意味着格调――至少，在我们厂那些年轻漂亮的幼儿园老师看来是这样。比现在手里拿一只Iphone牛比多了，Plus都不行。
胖子招摇过市不当紧，惹恼了一个瘦子。
瘦子和胖子同届，好像是上海那边过来的，不是交大就是同济。瘦子觉得装比要适可而止，像他那样在脖子上围一条格子围巾就可以了，在腋下夹三联生活周刊属于装过头了。
瘦子不知胖子的苦，胖子没有脖子，怕热，怎么可能像瘦子那样围围巾。
所以说，世间的悲剧，都发端于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
瘦子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由于太过明显，胖子感受到了他的敌意，于是，两人成了对头。后来，又成了死对头。再后来，等我们这一届学生进厂的时候，胖子和瘦子已经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胖子视瘦子有杀父之仇，瘦子视胖子有夺妻之恨。事实上，胖子的爸早死了，瘦子也还没有对象。
有一天，两人在宿舍楼下打起来了。打得还挺激烈。那时我刚出宿舍楼，准备到厂医院溜达，希望能碰上带着可爱帽子的护士，因而有幸成为第一个观众。
胖子看到我，气喘吁吁地说：“老刘，把我的书捡起来。”胖子的周刊掉地上了，封面也被扯烂了。
瘦子也气喘吁吁地说：“老刘，帮我把围巾收起来。”瘦子的围巾也掉地上了，上面现出几个大脚印。
两个人都跟我认识。一个住我楼上，一个住我楼上的楼上。
装比利器被对方玷污，两个人心疼得要死，互博时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胖子不灵活，但胜在吨位大，瘦子虽然蹦跳自如，但力气小了些，两人打来打去也没打出明确的结果。最终，在观众增加到两三百人的时候，两人觉得有辱斯文，不约而同，戛然而止。
战争以平局结束。这场战争是后来一系列对抗的开始。现在，胖子和瘦子都当了官，分别霸占着红星厂两个重要岗位。现在，他们见面嘻嘻哈哈，暗地里却进行着更为殊死的搏杀。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胖子和瘦子打架的原因并不在周刊和围巾上，而在厂幼儿园一名老师身上。这名老师并不是特别美，但她爸，是红星厂排名前十的领导。两人都瞄上了那个老师――换言之，都想当那个领导的女婿，还没和那老师说上话，却因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打起来了。
当时，胖子和瘦子打完后，一个找我要围巾，一个找我要周刊。我把围巾还给瘦子，对胖子说：“这本书借我看看，好吗？”
书生动手，不比流氓斗殴，可看性不强。我在观摩的同时，抽空把周刊翻了翻，觉得不错，遂萌生借意。
胖子大度地说：“拿去吧，我宿舍里还有。”
瘦子听了恨不得把他的围巾送给我，以示他的大方不逊于胖子。
正是在这本周刊里，我发现了一个人，并且爱上了他和他的文字。
这人叫王小波。听上去像王小玉的大哥。
王小波过世多年，可能有同学对他不大熟悉，但对他女人应该不陌生。他女人叫李银河，因为经常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而遭到无数道学家的口诛笔伐，狂轰滥炸。
当时，这本三联生活周刊登载了王小波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我深深地爱上了王小波和他的文字。也深深地爱上了这只猪。
我没想到散文，或者说是杂文，可以写得这么高明，这么不露声色，这么在不露声色中显出高明。
在把周刊还给胖子以前，我把这篇文章背了下来。
你没看错，我把它背了下来，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如果默写出来，也许连标点符号都不会弄错：“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
此前，念大学的时候，我背过史铁生的文章，“我与地坛”。
之所以背“我与地坛”，是听说茅盾能背“红楼梦”。那时年轻气盛，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非常自信，也打算背红楼梦，跟大师叫叫板。事实证明，我连给大师提鞋都不配，由于太过艰涩，太过厚重，没背几句，就放弃了。
于是改背现代文。现代作家喜欢史铁生，就选了他的“我与地坛”来背诵。因为太长，只背了几章。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猪，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应该被人来安排。
读过背过这篇文章，我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就是那只猪，而红星厂就是文章里的生产队。
这篇文章让我愈发不安分起来。不得不说，后来不管不顾离厂南下，跟这篇文章有关。当然引爆点另有其事。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被人安排的，因而很不爽。比如，大学毕业，莫名其妙来到这么一间大工厂，顿顿听人“稀哩呼噜”吃面条，洗澡时看见那么多精神百倍或者蔫了吧唧的鸟。。
殊为可惜的是，我喜欢的这两名作家都英年早逝了。这也证明，认真写作是一件伤人的事情，你要认真，就害了自己。
因为三联生活周刊，我和从天津来的胖子走得近了，我想把他手头的周刊统统借过来，那上面经常会有王小波的文章。当然，我如愿了。
王小波在一篇叫做“肚子里的战争”的文章中写道：“这事发生在0多年前，当时还没听说有乙肝，更没有听说丙肝丁肝和戍肝，只有一种传染性肝炎。据说这一种肝炎中国原来也没有，还是三年困难时吃伊拉克蜜枣吃出来的――叫做蜜枣，其实是椰枣。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椰枣。源于王小波。
第二次不仅听说，还亲眼见到亲口尝过了。第二次源于王小玉。
我在唯物和唯心之间摇摆。在这件事情上，我倾向于唯心。我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在安排什么。
王小玉很快到了，背着一只双肩包，包里装着十几袋椰枣。
对我来说，这妞儿是个迷。
起先，我觉得她身上有股风尘味，等接触了真正的风尘女子，而且不止一个，这才发现，那是她的自由和随性，跟风尘无关。
“你怎么住酒店？”王小玉往下卸背上的双肩包，“还不过来帮忙！”
“在家里住腻了，想换个环境。”我伸手帮她把包拿下来。她身上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香水的味道。
“你要这么多，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她说。
“一部分自己吃，一部分送人。多少钱？”我说。
“你还以为我真找你要钱？”她咯咯笑。
不要就不要吧，反正我现在缺钱。
我说：“小玉，你知不知道一个叫王小波的？”
她摇摇头，开玩笑说：“听名字像我失散多年的大哥。”
我说：“我看过王小波写的一篇文章，上面说，吃椰枣会传染一种肝炎。”
王小玉断然否定：“不可能，我妈是医生，我从来没听她说过。”（未完待续）